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一所高级步校内，华北军区军法处对原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沙发宣布判决。

“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军法处判处杀人犯沙飞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以正国法。以儆效尤，切切此判。”

军法处处长张致祥在宣布死刑判决后，问站在下面的沙飞：

“你听清楚了吗？”

沙飞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了一句：

“听清楚了。”

“你服罪吗？”

张致祥又问了一句。

沙飞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一些，片刻后他抬起头，鼓足勇气问了一句：

“能让我看一下判决书吗？”

“可以。”

沙飞之所以要看判决书，不是为了要看上面的内容，而是看上面的签字。

“聂司令员知道这件事吗？”

沙飞问了最后一句。

张致祥把步校提交的报告和聂荣臻（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亲笔签字的批复给他看。

沙飞一看上面聂荣臻司令员的签字，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因为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不过是枪决了一个日本特务，怎么就闹到了这一地步。

尽管如此，沙飞对他的判决并没有表示反对。

沙飞这桩案子，一直到30多年后，仍然还有不断的争议。

一

毫无疑问，沙飞是一个特别有才的年轻人。

从沙飞的一生不难看出，他是个颇具浪漫文人主义气息的人。

1914年，沙飞出生于广州，少年时代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喜爱文学，曾读过、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哪怕是后来参军、工作以后，仍然喜爱读鲁迅的文学作品，以至于后来立誓：

“像鲁迅一样当个文学家。”

与电台同事王辉结婚以后，沙飞买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以后开始痴迷于摄影，一开始他只是拍摄一些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到后来，沙飞才意识到，照片是具有历史价值的。

1936年初，沙发拿着一本画报兴冲冲的带回家给妻子看，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是反映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事儿，这件事儿后来直接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沙飞指着这张照片，兴奋的告诉妻子：

“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沙飞把摄影当成了他终身的事业，并且在后来他也确实留下了不少名传千古的照片。

比如：聂荣臻与两个日本孩子的故事。

抗战爆发后，沙飞担任了全民通讯社的记者，并飞赴华北去采访刚刚打了平型关一战的八路军115师，有感于那份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沙飞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有义务将前线的情况反映给全国同胞，因此后来他决定，留在战场上，拍摄更多有意义的照片。

1937年10月，沙飞参加八路军。

应该说沙飞当时是第一个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八路军的人，而且也是他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对沙飞的工作也非常支持，不仅为他调来了一大批的人才投身新闻工作，还支持他创办了敌后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

据说沙飞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期间，与援华的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结为莫逆之交，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术感染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把自己的一部相机交给沙飞。

白求恩去世以后，这架相机被保管在晋察冀军区作战科，当时沙飞去要，李科长还开玩笑要他用手表来交换，结果沙飞毫不犹豫的解下自己的手表，交换这部相机。

尽管沙飞拍摄了不少反映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照片，但最出名的还是那张聂荣臻与日本孩子手拉手的照片。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百团大战，一次在破袭日军在正太铁路上的据点井陉煤矿，打扫战场是意外发现了两个日本儿童。

聂荣臻也是后来才了解到，两个孩子的父母后来都死于战争中，当时两个孩子被送到位于红河漕村的前线指挥所，聂荣臻说了这样一句话：

“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我们决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对这两个孩子，聂荣臻就如同父亲一般照料着她们，给了她们温暖。

不过，毕竟战争年代里，聂荣臻无法分身照顾两个孩子，于是就给日军写了封信送了回去。

也就是在送这两个孩子回去之前，沙飞抓准时机，将他们牵手的画面拍了下来。

这两个孩子中，妹妹很早就去世了，姐姐美惠子平安的回到日本，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来中国，与聂荣臻元帅见面，可以这么说，一张小小的照片，成为了沟通中日关系的桥梁。

毫无疑问，如果沙飞的思绪心胸能够像聂帅一般开阔，其实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

二

1948年，沙飞因患肺结核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医院。

沙飞的病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其实不算很轻，当时石家庄白求恩医院医疗条件还算是不错，更重要的是，在医院中还有不少日籍友好人士组成的医生团队，其中就包括了被沙飞打死的津泽胜。

津泽胜是1942年来的中国，先是在北京开医院，后来应日本陆军征召，到北京陆军医院工作。

1945年10月，津泽胜夫妇以医生身份参加了八路军，当时他们夫妇已经意识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道德的，因此决心以自己实际行动来赎罪。

津泽胜夫妇本就不同于受军国主义教育的侵华日军，所以他们的思想转变很快，而且在中国三年多的时间，始终尽心尽责，特别是在沙飞案发以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在调查过程中，不少的人都证实，津泽胜夫妇医术高超，并无日本特务的行为。

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就给沙飞盯上了。

沙飞1948年住院以后，医院便积极给予治疗，而负责主治的大夫就是津泽胜。

经过了一年多的治疗，沙飞的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经常发烧、呕血、咳嗽不止，身体越来越虚弱。于是在日复一日的猜疑中，沙飞越来越觉得，替他治病的津泽胜有问题，甚至就是日本特务。

沙飞的思想源于他主观里的认识，即身体病症没有好转，更为关键的是，沙飞亲身经历过抗战的几年，对日寇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加上他一直钟爱的鲁迅先生，就是被谣传死于日本医生之手。

随着执念越来越深，沙飞对津泽胜的怀疑也与日俱增。

在后来津泽胜治疗时，沙飞便开始显得有些不配合，有时故意缄默不语，有时答非所问，应该说沙飞当时的精神状况，其实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只是无人及时察觉，以至于酿成后来的悲剧。

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在为沙飞诊治后，转身出门，早有预备的沙飞拔出枪，朝着津泽胜的后背开了一枪，趁着人还在地上蠕动时，沙飞从床边走到津泽胜面前，对准他的头部又开了一枪。

案发以后，沙飞被随后赶来的医院工作人员控制，并把他押送到了石家庄高级步校保卫部监管审理。

沙飞的癫狂行为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更让人诧异的是，沙飞在被捕后的态度。

在随后的几次审问中，沙飞对于杀害津泽胜一事供认不讳，并声称是早有预备，更重要的是，沙飞言之凿凿的称：

“津泽胜是日本特务，他要害我。”

沙飞案件惊动了华北军区党委，因为在过去，沙飞的表现一直很不错，而且作为我军的高级干部，他前后的行为实在是有悖常理，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他的精神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慎重期间，华北军区党委派出了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致祥到石家庄去调查。

与之前几次审问都一样，沙飞的口供完全一致，坚称是自己开枪打死了津泽胜，不牵连任何人。

针对沙飞所反映的津泽胜是日本特务的问题，张致祥也走访了医院，但从医院工作人员口中，津泽胜一直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三年来表现一直很好，期间未发现政治问题。

在后来的走访调查中，医院的干部以及医护人员都认为：

“沙飞是属于明知故犯，擅自杀人是违反军纪、国法行为，在国内和国际友人中反应强烈，影响国际和平医院声誉，应予严惩。”

医院方面的医护人员以及干部的反应足以说明问题，即津泽胜身上的谜题。

可对于华北军区的干部而言，对沙飞自然有难以言喻的情感。

沙飞虽然不是属于一个战功赫赫的军事干部，但他的工作性质无疑很特殊，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曾多次冒着危险到一线去走访拍照，对于宣传抗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沙飞是一个有功的人。

对这样一个有功的人处以极刑，曾身为他战友的人心中自然难以接受。

华北军区一开始在派人到石家庄调查时，也曾考虑到沙飞在精神上有什么疾病，为此特意嘱咐张致祥，张致祥后来到医院以后，也曾征询医院的大夫，后来医院给出的证明是“精神正常”。

对于沙飞案的调查，其实前后过程并复杂，首先是身为凶犯的沙飞，前后供词均一致，而且也符合案发现场的特征，其次是医院医生的供词。

张致祥回到军区以后，将调查的结果报了上去。华北军区也开了两个会，一个会决定，开除沙飞的当即，另外一个会决定，判处沙飞死刑。

对于这样一个决定，聂荣臻很是痛心，但是国法无情，无论是谁犯了法，都应当接受法律制裁。

沙飞自然也不能例外。

不久之后，华北军区军法处立即起草了判决书。

三

沙飞其实从头到尾一直没有翻供，不过似乎也没有意义，毕竟现场就在那里摆着，但沙飞始终坚称，津泽胜是日本特务，

对于华北军区军法处而言，其实最担心的是，沙飞在宣判过程中出现意外，他大吵大闹怎么办？他不承认判决怎么办？更为关键的是，华北军区绝大部分干部战士都很同情沙飞，他们不愿意将他绑缚上殿，期望能给他最后的尊严。

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需要沙飞配合。

张致祥在宣判前，特意又提审了一次沙飞。

面对来人反复追问他杀人动机时，沙飞仍然执先前的供词称：

“打死日本特务，我不是一时冲动，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是为了报仇。”

沙飞始终认为，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下， 他的疾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差了，所以他认为日本医生津泽胜是日本特务，有着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这一切都只是他的怀疑，并没有实质证据。

张致祥也无言以对，他只好告诉沙飞：

“军区首长决定从严判决。”

沙飞回答道：

“这件事，军区首长，聂司令员，肯定会知道的，他会公正处理的。”

“聂总的决定，我一定服从。”

显然沙飞当时的头脑仍然是很清醒的。

1950年3月4日，华北军区军法处根据华北军区党委的批准，判处沙飞死刑。

沙飞看完了判决书，张致祥又把步校的报告以及军区的批复交给他，沙飞一看到军区批复上聂荣臻司令员的签字，泪水当即便止不住了。

在过去无数个日日夜夜，沙飞荣立过不少军区的表彰，对聂荣臻的签字，他自然是很熟悉的。

“聂总！”

沙飞哽咽着喊了一声。

到石家庄北郊刑场之前，沙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这个人就是要做硬汉子，认死理，我认准的事，三驾马车也拉不回来。我一辈子没有栽过跟头，总是受夸奖表扬，这次算一步走到黑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青杨木扁担，宁折不弯。”

沙飞的死算是对津泽胜医生有了一个交待，却让两家人都受尽了苦。沙飞的夫人王辉后来也在那个特殊时期吃了无尽的苦

1979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陈淑芬打电话找到了沙飞的女儿王笑利，称想要搜集一些沙飞的资料，这件事后来也间接促成了王笑利踏上了为父亲沙飞平反的道路。

对于沙飞案的判定，其实根本还是集中在沙飞在作案是是否是处于精神疾病发作时，因当事人已经作古，该结论已经无法认定。

不久之后，王笑利得到总政关于沙飞案处理意见的批复：

“原判蓄意谋害根据不足。但考虑该案是一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又事过三十余年，现在对沙飞当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再做科学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比较困难。而且判决时也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因此，不宜作为错案平反。其家属子女如有受株连的，应妥善解决，生活如有困难，应酌情予以救济。”

只是这个结论显然不能让王笑利满意。

让她感动的是，在为父亲沙飞平反的过程中，不少她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对此都提供过无私的帮助。

1984年，杨成武还就此事专门问了聂帅，聂帅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30多年也是事实。”

更关键的是，这件事还涉及到了外交上的问题。

津泽胜的女儿田子鹤是在中国长大，后来回到了日本，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田子鹤一开始本能的有些抵触，王笑利后来在日记中谈到了她接触田子鹤的事儿：

田子鹤说：“我能理解，但我心里不平衡，旁人只知道他们苦，就不知道我们更苦吗？你们还有共产党管，我们有谁管呢？我们回到日本，为了我们4个孩子，妈妈要工作，还要背着弟弟去上学。大家为什么不替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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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可以在106.10---105.50的区间的上限卖出，有效破位20个点止损，目标在区间的下限。

胡耀邦为沙飞的平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做通了津泽胜夫人的工作。

1985年6月8日，北京精神病医学小组出具了鉴定结果：

“临床诊断沙飞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时正处于疾病期，属于辨认障碍，应判定无责任能力。”

11月22日，沙飞摄影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后来的事情推动就比较顺利了。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做出新的判决十大配资推荐 ，正式为沙飞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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